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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历史上曾有过门阀制度的时代，东晋尤为典型。那时，当官几乎都是拼出身，是哪家子弟，祖上做过什么官，直接决定你能不能入仕。所谓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，高位只给权贵子弟，底层人再有本事也上不去。

　　这种门阀垄断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活力的塌缩。人才选拔靠母婴传播，机会被少数人垄断，普通人很难改变命运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隋唐科举制兴起，才被慢慢打破。

　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，让人看到，历史上曾困扰中国社会许久的门阀制度，似乎正以另一种方式回潮。

　　这个原本借鉴国外、旨在拓宽医学人才来源的制度设计，如今在现实中却演变为某些特权子女规避竞争、绕开常规通道的便道。

　　有人本科念的是经济学，甚至是艺术、园艺、地质，结果四年后摇身一变成了“医学博士”，在协和这样的顶级医院走上手术台。更有甚者，论文只有十几页就能过关，规培只做一年就能上手术刀。这些看得人直发毛。

　　据媒体披露，这些人背景大都不一般，有的是央企高管的女儿，有的是体制内学阀的子弟。从读书起就不靠高考拼杀，而是一路通过推荐、海外镀金、内部转录，轻轻松松拿到名额。学历履历看上去找不出毛病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种路径是普通人根本无法复制的。

　　协和医学院的“4+4”项目起初设立时门槛极高，明确只接收清华、北大、中科大这样的顶尖学生。 然而没过几年，标准便迅速放宽，发展到只要是“QS排名前80”的海外大学推荐的学生，便有资格入选。 乍看之下，似乎合理，毕竟这些学校也算全球知名，但问题在于，很多这样的海外学生，如果走国内高考路线，根本考不上协和医学院。 只不过他们家里有资源、有规划，提前铺好路，先送去海外读一个看上去不错的大学，再通过4+4项目曲线救国回到协和。

　　有协和老师痛感生源质量一年不如一年，曾感慨：“不能再降了，再降分数线都快和清华一样了。”

　　协和的分数线曾高于清北。那些去海外读美本英本的学生，他们若参加高考，很多人都考不上清北，更别说协和了。他们就读的院校虽然QS排名不低，但学生的基础学力、科研素养和应试能力，与国内顶级高考生相比，差距肉眼可见。形式上看起来是精英回流，实则是招生门槛在一点点向权贵和经过精细包装的人倾斜。

　　协和4+4的丑闻再次证明，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，是中国普通人之福。它虽然也有种种问题，但好歹提供了一个凭实力一争高下的机会。而源自西方的“推荐信+导师制”的路径，在缺乏诚信体系、舆论监督和权力制约的土壤下，往往就变味了。打着国际接轨的旗号，最后对接的却是中国的人情世故，上升通道拱手让于熟人社会、关系社会，中下层民众更看不到出头的希望。

　　近日有网友扒出，董小姐的博士论文，与北京科技大学一名残疾学生的专利文章高度雷同。不仅选题一样，连配图都几乎一致。令人心寒的是，这位残疾学生疑似因为某些原因，被延迟毕业一年。更巧的是，这篇专利由四人联合申请，除了那位学生，另外三人全是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老师，其中一位班晓娟，不仅是残疾学生的导师，还是董小姐的亲姑姑。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主要研究工作肯定是那位学生完成的。现在不但成果被拿走，连毕业都被卡了一年。这副吃相，未免太难看了。

　　董小姐的背景关系，从这张图就能窥见一二。 图片说明上，你能看出哪些信息？ 不是行内人应该不懂。

　　这些年，大家对“拼爹”这词已经训练有素地回避了，但现实并未变得更公平，只是游戏规则更体面了些。

　　如今流行的是拼资源精细化隐蔽化。比如，早早去海外刷个听起来高级的文凭，用人脉打通关节，绕过考试制度。形式上很好听，国际视野、跨学科背景，实际上不过是特权换了个包装。

　　这些人之间，彼此认识、互相扶持，自有一套游戏规则。不是明着世袭，而是通过学历、项目、身份，一层层把机会圈在一个小圈子里。

　　这就是东晋门阀的那些套路。今天的门阀，只是换了马甲，用更现代的方式包装，比如名校、博士、精英项目。

　　其实任何社会，只要家庭制度还存在，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还存在，就很难彻底杜绝特权阶层的存在。古今中外皆如此，区别只在于能否设立一套合理、公正的机制，把权力限制在规则内，而不是任其在灰色地带里生根发芽。

　　在多年前北大博士生冯军旗调研撰写的《中县干部》一文中，也曾揭示了类似的结构性问题。

　　他在某县挂职时发现，看似制度完备的治理体系下，资源配置、干部选拔和重点工程，实则牢牢掌握在几个权势家族手中，层层环节都有“自家人”把控，权力早已形成闭环。那一套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，并没有因为现代制度的引入而彻底瓦解，反而变得更隐蔽、更技术化。

　　协和4+4的问题，并不是孤例，而是这种门阀式结构，在医疗、教育、科研等很多领域的投影。

　　为何这件事激起这么澜，就是看到身边越来越多这样的事。很多年轻人开始意识到，机会正在以隐蔽的方式集中到少数人手里。

　　更深层的，是整个社会对公平的信任感问题。一旦人们普遍认为拼学历没用，拼关系才有用，那么真正用心读书、脚踏实地做事的人，会越来越少。久而久之，这种环境会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无力感。看不到希望，就不会努力；看不到公正，就不会服从。

　　而当下的年轻人，很多已经处在极大的就业压力之下。一边是应届生找不到工作、考公考研连年神仙打架，一边是董小姐们轻而易举拿到好工作、进名院实习，落差感之大，自然会引发情绪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协和事件的舆论走向，也出现了明显变化。舆论没有停留在八卦或狗血情节，而是迅速转向对社会不公的质疑。这说明当下很多年轻人其实非常清醒，他们关心的不是绯闻，而是自己的命运。他们需要一个出口，而这场风波，恰恰击中了压抑已久的情绪点。

　　这次舆情从发酵到扩散，有一种被默许的意味。微博给热搜、自媒体大量相关文章没有被删，甚至在一些主流平台上被转发。这在以往是比较罕见的。有人猜测，这也许是上面借机释放信号，想借助舆论的力量倒逼某些特权现象进行治理。因为有些事，国家层面心知肚明，但治理起来太难。那些盘根错节的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，早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。

　　就像一台服役多年的旧电脑，表面还能运行，后台却早已混乱不堪：系统负荷过重，垃圾堆积如山，风扇吵个不停，连打开个网页都卡得发愁。杀毒、清理、升级都试过，治标不治本。到头来，不是边换边修、勉强维持，就是彻底关机重装，甚至干脆换新。

　　现在很多制度看着都挺好，文件很漂亮，理念也够先进。但真落实到地面上，很多时候就变了味。

　　比如有些地方搞公开招考，门槛设得特别细致，学历、经历、年限、方向，一个不落。看上去很严格，但人家玩的其实是精准，精准到最后只有一个人能满足。那个人是谁，大家基本都猜得到。

　　有一次听张雪峰接听一个家长打来的电话，聊到孩子升学的路径。他在直播里不好讲太明白，但反复提到两个词：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。

　　比如高考分数，那是摆在明面上的客观标准，多少分就能上什么学校，谁都能查、谁都能比。你努力一分，就可能超越一千人。

　　可到了研究生、博士阶段，规则就开始变了。你能不能被推荐，能不能进面试，导师喜不喜欢你，学校愿不愿给名额，这些就变成了主观判断。流程还在，文件也都齐，就是标准变得模糊了。

　　这时候，那些有关系、有背景、懂得向上管理的人，就更容易获得青睐。而那些单凭学习能力、出身普通的学生，就悬了。

　　社会稳定的前提，是要有向上的通道。如果阶级开始板结，阶层流动被堵死，社会就会积压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挤压感。这一点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。几乎每一个王朝的终结，都伴随着中下层上升通道的崩塌，最终走向暴力的爆发。现代社会当然不至于走到那一步，但若不能警惕特权扩张和机会分配的失衡，就可能为很多深层问题埋下伏笔。

　　要避免这种局面产生和进一步加剧，就得在制度设计上动脑筋，让更多人相信努力是有用的，出身不能决定一切。

　　宋冬野唱过：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。

　　而我们，大多数人，都不是董小姐。 我们只是被允许在草原上跑一跑，好让这套公平竞争的叙事，看上去完整一点。 仅此而已。

　　这篇文章写的是董小姐，想的是制度，指向的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困境。欢迎来我的知识星球，一起讨论董小姐的故事。